去年本港至少有31名中丶小学生怀疑自杀身亡，数字为10年新高；另卫生署学生健康服务中心在上学年收集的学生自我评估问卷中发现，在过去12个月内有计划自杀和曾试图自杀的比率，分别达2.8%和1.3%。因应情况严峻，教育局去年12月急推“三层应急机制”。

机制成效如何，暂仍未知，惟综合各方专家意见，皆忧虑未能及时对症下药，包括为师生拆墙松缚、改革教育制度、扩阔青年就业出路，以至重建家庭角色等，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说：“我常说，学童自杀问题，就好比厨房弄得一地水，我们每个人都忙着去把厨房弄干，但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没有去关掉水喉！”

教育局去年12月初回复立法会书面质询时指，全港中小学，在2023年首11个月，共获汇报31宗学生怀疑自杀身亡个案，较2013/14学年的10宗，增加逾2倍。而今年首3个月，综合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资料及媒体新闻，学童自杀及企图自杀个案最少有9宗，其中3人死亡。

防患未然：从教育制度、学校、家庭入手 “关水喉”源头减压防学童自杀
响起警号：过去1年多，中小学生的自杀个案急升，反映莘莘学子的负面情绪已到达临界点，为社会敲起丧钟，各界必须急谋对策。（Thai Liang Lim@iStockphoto）

调查：1.6%中学生企图自杀

此外，卫生署今年1月公布，2022/23学年透过学生健康服务中心，为23.3万名小学生及9.7万名中学生提供周年健康检查（编按：此检查为自愿性质参与），从收集到的学生自我评估问卷中发现，在过去12个月内有计划自杀或曾企图自杀的学生整体比率分别为2.8%及1.3%；当中以中学生比率较高，当中有3.7%有自杀念头，而1.6%更曾经企图轻生。换言之，上学年曾有寻死念头的中小学生共有9240人，试图自杀的，共有4290人。若按此百分比来推算，目前本港中小学生约65.5万人，曾有计划自杀学童多达18,340人，企图自杀的也有8515人，数字十分惊人！

究竟我们这一代，面对什么艰难，令他们要踏上寻死之路呢？综合各方专家而言，在青少年成长阶段，普遍令他们困扰，甚至走到轻生这一步，都关乎学业、家庭关系和人际相处的问题，而影响本港长达3年的新冠疫情和移民潮，被视为今波学童自杀个案上升的两个重要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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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课、欺凌问题随复课“回归”

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坦言，在疫情期间，全港学校有很长时间暂停面授课，学生不用上学，压力反而减轻，“对学生来说，上网课，就算不交功课，老师都追不到、奈不了何，他们感觉会轻松些。就是欺凌问题，只要不回到学校，被欺凌的机率也会减少。然而，当重新复课，他们便适应不到之间的反差（由上网课很轻松，变到复课后很紧张的状态），压力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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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辉（受访者提供）

防患未然：从教育制度、学校、家庭入手 “关水喉”源头减压防学童自杀
习惯网课：新冠疫情扰攘学界近3年，网课成为香港教育的新常态，不少学生乐在其中，认为在家学习，感觉较轻松。（ake1150sb@iStockphoto）

树仁大学辅导暨研究中心注册辅导心理学家郭倩衡说，在疫情之后，多了中学生质疑全日制的意义，“复课初期，学生都是半天上课的，但后来全面恢复全日上课，便多了学生问︰明明疫情期间，上半天课也可完成教学，现在为什么硬要逼他们上全日呢？这个也能理解的，尤其是初中生，他们一踏入中学生涯，不论网课、实体课，都是返半天，已经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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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倩衡（受访者提供）

持续的疫情，也打乱了学生的社交支援系统，削弱了这个本来可防止自杀的“保护因子”之功能。叶兆辉指出，学生久久没上学，难以跟同学建立友谊，跟教师建立互信，“这个保护屏障都未及张开，学生已经纷纷跌下来了”。郭倩衡同样观察到，学生在社交上的不适应，“口罩令解除后，我在学校带组，见到仍然有四分之一学生，不是因为病的缘故而戴口罩，结果要开大食会去引诱他们除下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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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社交：本港在去年2月1日全面恢复面授课堂，面对“复常”，部分学生在社交上难以适应，形成人际关系疏离。（paylessimages@iStockphoto）

教师同学移民感“被遗弃”

近年移民潮，也令学童若有所失。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说，据了解，近年学校教师流失率很高，部分是移民，部分是转校，这都不利学生的情绪支援，“我听闻有学校，3年之间转换了七成老师。当学生重返校园，看见这么多自己完全不认识、无建立过关系的老师，若遇上情绪有困扰时，便会觉得无人能够帮助他们”。叶兆辉甚至形容，对于某些社交支援系统已经不强的学生来说，稍为熟悉的同学、教师都相继移民，会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防患未然：从教育制度、学校、家庭入手 “关水喉”源头减压防学童自杀
曾展国（资料图片）

另外，随着家长教育水平提高，对子女的期望增加，而社会亦愈趋知识型经济所主导，“读书不成无出路”这种观念，也为莘莘学子带来巨大压力。曾展国不讳言，香港读书压力大，是存在已久的问题，惟上一代的家长，普遍学历较低，亦要为口奔驰，既无力也无暇去“逼迫”子女，“那时父母最常挂在口边的是‘你读到，我便供你，你读不到，便出来工作’，子女反而会觉得，读不成书，仍然有路可行”。但新一代的父母，学历相对高，对子女的选校、成绩都有很高要求，这都成为学童的压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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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制度仍然偏重精英，以致“赢在起跑线”、“成绩重于一切”的社会风气盛行，为孩子带来莫大的学业压力。（CreativaImages@iStockphoto）

郭倩衡补充，近年中学生，他们对于生命，明显多了“灵魂拷问”，“他们会问‘为什么要生存？’、‘读大学为了什么？’、‘金钱是否重要？’，问题背后，是反映他们生活得不开心。回想我像他们这个年纪，是不懂问得这样深入的，又或者当时社会的大环境，不会令我很担心自己的将来、前途”。

防患未然：从教育制度、学校、家庭入手 “关水喉”源头减压防学童自杀
假如父母察觉到子女情绪有异，可鼓励他们坦诚分享，并要抱多聆听、少说话、不批判的态度，让孩子可安心倾诉。（twinsterphoto@iStockphoto）

“考试主导，就业出路太窄”

“归根究柢，问题出于整个教育制度都是考试主导、年轻人就业出路亦太窄，由上而下，都把年轻人箍得很紧”。叶兆辉一针见血，道出两个“致命”关键。他透露，身边不少友人带同子女到外国读书，不管是英国、澳洲、加拿大也好，适应过后，都纷纷表示，孩子比在香港读书时开心很多，“因为在外国读书，有很多科目给学生自由选择，不一定只得学术科。他们亦知道，社会提供多元出路，即使入不到大学，去做技师、蓝领工种，不论前途、薪酬、生活质素都不会比别人差，而且也会受到尊重”。这情况，跟香港大相迳庭，叶兆辉说：“我常说，学童自杀问题，就好比厨房弄得一地水，我们每个人都忙着去把厨房弄干，但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没有去关掉水喉！”他指现在政府只处理下游，却忽视上游问题，只会事倍功半，“盏搞”！

“三层应急”针对高危者

专家：还原基本步照顾普遍学生

去年学童自杀个案飚升，教育局为“扑火”，12月时在全港中学急推“三层应急机制”；今年1月尾，更宣布把这项原本只为期2个月的临时措施，延长至今年12月31日。所谓“三层应急机制”，第一层是藉学校内的跨专业团队，优先照顾和辅导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为他们提供适时的协助及寻求专业的辅导或治疗服务；假如学校人手不足，教育局会协助将个案转介予第二层，由社署统筹的“校外支援网络队伍”跟进；第三层是最后防线，为有严重精神健康需要的学生提供医疗服务。医管局在早前回复传媒查询时便透露，去年12月1日至今年1月15日，医管局精神科透过“三层应急机制”共接获50宗校长转介个案及46宗校长电话查询。

“把学校变回开心地方”

此外，教育局为加强支援学校及早识别有较高自杀风险学生，也推出新揩施，包括在今年首3个月，已为学校举办40多场培训课程和工作坊，介绍实用技巧、辅导方法和介入策略；以及与社署合作，在今年2月起至4月期间，安排非政府机构到中学举办精神健康活动，提升学生对精神健康的意识，建立正向思维，以及加强他们的适应能力和求助意识。

不过，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指出，教育局这“三层应急机制”，与在2016年成立、他担任主席的“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所提出的“三层支援”建议，是两码子的事，指当局“偷换概念”。他解释：“我们所说的三层，第一层是‘普遍性’，第二层是‘选择性’，第三层是‘针对性’，是包括所有学生的，而不是现在政府这样，只集中做出了事的那一群。”

叶兆辉强调，为最顶层、最有需要的学童增加服务是绝对有必要的，但处理好底层和中层的学生，防患未然，同样重要。要照顾最底层、“普遍性”的学生，他说还原基本步就可以，“把学校变回一个开心、因材施教、令学生感到被尊重的地方吧！而并非像现在，是一个经常让年轻人经验挫败的地方”。至于第二层，需要尤其关注有特殊家庭状况的学生，例如是来自单亲、离婚或再婚家庭的。“我不是说这些家庭一定特别差，但数据显示，的确有一半出事的学生，都是来自单亲、离婚的家庭。当家庭不能够成为子女的避风港，而学校的支援系统又未建立得好时，这些孩子便犹如‘无主孤魂’般，很可怜。”

“三层应急”针对高危者专家：还原基本步照顾普遍学生
问题家庭：来自单亲、离婚或再婚家庭的学生容易出现情绪问题，专家指出，教育局应该特别关顾这些家庭的孩子。（设计图片，模特儿与文中提及个案无关，torwai@iStockphoto）

除了“三层应急机制”，政府在2016/17学年亦推出“医教社同心协作计划”（下称医教社计划），由精神科医生、精神科护士、临床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驻校社工和职业治疗师等组成的跨专业团队，协助学校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学生；而在2018年和2019年，教育局又于小学和中学，分别推行“一校一社工”和“一校两社工”政策，应对学生在情绪和精神健康方面所面对的问题。但为何不断增加“弹药”，仍未能有效解决问题？

促调拨资源完善医教社计划

树仁大学辅导暨研究中心注册辅导心理学家郭倩衡认同，医教社计划是德政，但在这个支援框架上，很多专业人士都处于学校体制以外，难以跟学生建立关系。“特别是中学生，他们很需要一个能信任、可经常接触、清楚他在发生什么事的人去支援自己的，但良好的关系，是需要时间去建立。我觉得现在用一种医疗体制的形式去处理，最有需要的学生，也可能1个月才有一次机会见到精神科护士、临床心理学家，很难有好效果。”

至于驻校社工，郭倩衡说，学生遇到困难，的确可向他们寻求协助，但现在政府却好像滥用了社工，认为他们是“百搭”、“乜都得”，“社工固然懂得做辅导，只是他们需要兼顾的事情太多，既要替学生做服务转介，又要帮他们寻找不同的外在资源，以致不能够全时间专心替学生做辅导”。由于目前，辅导员并非在教育局的人手编制内，学校如欲聘请辅导员，需要运用校本资源，郭倩衡促请政府，可考虑调拨资源为中小学校设立辅导岗位，使社工与辅导员可相互配合，让学生得到全面且深入的支援。

父母多聆听不批判拥抱胜千言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则认为，不应该依赖学校或政府政策去解决学童自杀的问题，“我不是说社会政策没有用，我也一向鼓励政府增加学校的资源，但问题是，能加多少呢？是否可增加至满足到每个学生的需要呢？我相信短期内，不论是教师和学生的比例、驻校社工和学生的比例，都没法做得到。因此，最实际是从家庭入手，这个是年轻人拿到关心和温暖的最重要地方”。他建议父母，多营造环境与空间，让子女安心抒发情绪，而且要抱多聆听、少说话、不批判的态度，“尽量让子女知道，爸爸妈妈是很爱他、支持他、很愿意聆听他倾诉的。假如爸爸妈妈真的什么都不懂得说，也不紧要，最简单，给子女一个拥抱，搭着他的肩膀，又或者给他按摩一下，这已经很足够。当然，若有需要，甚至知悉子女有自杀念头，可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

“三层应急”针对高危者专家：还原基本步照顾普遍学生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避风港，父母应营造环境与空间，让子女从小到大都乐于与家人倾吐心事，并感受到爱与关怀。（Tomwang112@iStockphoto）

文︰沈雅诗

[Happy PaMa 教得乐第4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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